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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了，除了参与治理的人也有不少人参与了其中。还有更多囤积了大量海参的人，为了自救，也会变着法的疏通这些管理者们，以求换得一线生机，那么那些手里有权的人就难免想要再借此发一笔横财。

    所以在众望所归，都不希望海参价格跌落下去的情形下，基层管理者们执行起政府的规定，到底能坚持多少的原则性，发挥出多大的力度，还真是一个颇让人难以断言的问题。

    更何况话说回来，其实就算洪衍武彻底判断错了也没什么。

    因为市政府的规定刚一出台，时刻从报纸上关注政府动向的洪衍武，就立刻停止了全部的公开交易。

    他根本不想冒险去吃“鱼尾巴”。

    不但不再让“大将”他们去小市场了，自己也不去招待所推销了，就连“老肥”和韩莹、向红、樊纲的“传销”也停止了。唯独仅存的走货方式，就是还在通过谢经理，源源不断地用海参换“茅台”。

    而到这个时候为止，通过各种途径，他们已经成功散出去了六千多斤的海参了，目前手里的余货仅剩千斤上下。

    从整体利益得失和安全来说，他们一点也没有因严控严管措施出台受到影响。

    在这种行市下，收获丰厚那绝对是必然的了。

    要说他们从中到底捞了多少，别的不提，仅从参与其中的谢经理、“老肥”、向红、樊纲这几个外围人员身上看一看，就可见一斑。

    像谢经理，海参价格越高他最好做，别看通过他花钱买酒只是一箱的能力，但有海参就是另一回事了。目前为止，他给洪衍武弄来了四十多箱茅台，自己至少从中弄了四十斤海参的好处。

    “老肥”呢，人脉广泛，又老于世故，他从自己的路子走了小三百斤的货，光介绍费拿了就有一千多块。更别说他用木材换的那一百斤海参也脱手了，一万块是踏踏实实落兜里了。

    向红和樊纲因为交际圈最窄，赚得虽然是最少的，可到他们手里也各自有个六七百块了。

    其实就连韩莹也应该拿小一千呢，只是她和“大将”都不好意思要，洪衍武又忙得顾不上劝他们俩，这笔钱才暂时替她存在公帐上罢了。

    应该说这十天以来，足以让参与其中每个人，都最真实地体验到了陡然而富的滋味。

    由此便可以得知，“海碰子”们这些真正的货主的集体所得，究竟能到一种什么样的惊人地步。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除了手里的存货和板材、茅台，现金总共获利五十八万六千五百多余元。

    当然，在这笔钱里，有十四万左右是“海碰子”们个人最后抄底海参的获利，三万六千块是洪衍武替杨卫帆代卖的四百斤海参钱，除此之外，才是“海碰子”们的公帐上的集体财富。

    可这也足以叹为观止了，刨去这些，那可是足足的四十万啊！

    这笔钱在这个年代那是什么概念？

    从具体的感官上来说，四百沓“大团结”叠在一起有四米长，重量是八十八斤。

    而根据《滨城地方志》记载，当年滨城无论哪个城区一年的行政经费，从没有突破过二十万元。

    “海味馆”这个滨城最富盛名的高级饭馆，一年上交国家的利润也不过六七万元。

    年景最好的时候，滨城附近粮食产粮最大的一个村庄，年产六十万斤粮食，农副业产值仅八万元。

    所以这么简单比较一下就可知道，这究竟是一笔多么巨大的财富，对普通人来说又有多么大的震撼力了！

    确实，钱是好东西，可以让人过上好的生活，买想要的东西。谁要突然能发一笔横财，最正常的反应恐怕就是欣喜若狂。

    可往往人们看不到事物的另一面，当突降的财富超过了一定限度，那也绝对会让人感受到莫大的心理压力。

    11月20下午，“望海街”别墅书房里的“大将”和韩莹同坐在沙发上，望着书桌上的一万七千余元，就情不自禁地一阵阵出神。

    他们神情都有些僵硬。

    没办法，今天盘过总帐之后，各方货款汇集而来。

    锁着的保险柜里已经没有了一点空间，全都都塞满了钞票，桌上这些钱竟然放不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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