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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当他和苏晓明再下部队演出，往往都是部队最高领导亲自接待，不但倾其所有，也必然会恳求他们合影留念。

    就连外面的学校、单位和团体也会经常找上门来，想邀请他和苏晓明参加座谈会和招待会。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他自己还觉得这些事儿挺有趣的。

    自己的歌曲能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可，处处受到旁人的笑脸相迎，要说他心里毫不在意，根本不曾窃喜，那是不可能的，也是虚伪的。

    比如说记者登门采访，就必然引起其他演员羡慕的目光。他出门买个东西，都能听到别人谈论他的歌曲。这些事儿难免会让他产生一种虚荣的快感。

    而且他也特别喜欢阅读听众们的来信。因为这些人们的评价都是发乎真诚的，会十分真实的谈及他们的感受。

    有的人说《咱当兵的人》唱出了战士的心声，还有的人说《小白杨》和《军港之夜》让他们憧憬军旅生活，觉得参军入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儿。

    他便会被这些反馈意见所鼓舞、激励，觉得自己做了件有意义的事儿而泛起幸福感。

    可后来没多久，他发现这些事儿就不是这么有趣了。他受到的关注和喜爱一旦超过一定的限度，就变成了一种让人倍感压力，苦乐参半的滋味儿。

    比如说，记者的采访不但占用了太多的时间，也总是千篇一律。他们总会问那些冠冕堂皇的问题，他也必须按照团里规定好的答案，这让他越来越感到无趣，烦不胜烦。

    另外，回复听众的来信也太过繁重和占用时间了。

    他生性不愿任何人失望，生性不具备高傲。何况又被许多来信末尾的“盼”字所感动，他便会努力地给这些听众写回信。

    可渐渐地，他发现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使他一天的时间全花在回信上，他也写不完。

    没有办法，他也就只能像他人那样，直接交给团里代为处理了。但心里，他总觉得对这些听众相当抱歉。

    至于下基层部队演出，那是一种两极的感受。他喜欢战士们的真诚和质朴，但有的部队领导却很让人作呕。对某些人来说，他们这些文工团的人已经成了借机吃酒席的道具。

    对待这样的情况，杨卫帆真是打心里厌恶。他自己也是带过兵的人，知道士兵们的帐篷、衣服、鞋和伙食的具体情况。

    所以那些人对他的吹捧简直让他作呕，看那些人大吃大嚼，浪费公款，他只觉得反胃恶心。他并不是一个可以违心敷衍，应付交际往来的人。

    最后，他和苏晓明一起被外面单位邀请参加座谈会、招待会的滋味才是让他心里别扭的。

    因为有时连报告的主题都是含混的，那些人只请求他们“随便讲讲”，是带着一种盲目的崇拜把他们请去的。是完全把他们当成了什么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之类的民众楷模。

    这样的待遇，他真觉得有些过了。在他看来，自己的这点成绩与那些真正为社会创造重要价值的人们根本无法相比。更何况他还心知肚明这几首歌根本不是自己的创作。于是一种身为投机者的自愧就总困扰着他。

    其实他心里想说的真实体会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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