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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鸡蛋卸完后，他们浑身的劲儿反而更多了。在蹬车回家的路上，他们俩简直像喝多了的人闹酒炸。

    一个喊，“雄关漫道真如铁，如今迈步从头越！”

    另一个更直白，“两辆车子八个筐，工资超过胡耀邦！”

    都他妈不知怎么嘚瑟好了！也就是没人听见，否则绝对惹来麻烦！

    也正是在这同一时期，京城热闹的街头重新出现了很多茶摊，一些青年在那里满腔热情地卖大碗茶，供汗流浃背的过往行人去暑解渴。

    从早到晚，顾客络绎不绝。前去光顾的既有本地职工、外地游客，也有港澳同胞、华侨和外宾。仅前门一带的几个茶摊，一天接待顾客就有近万人。

    干得最好的，也是后来唯一发展壮大的，是一个叫尹胜喜的中年人。

    他是主动放弃了街道办事处的正式工作，带领一群待业青年，白手起家，创立了一个以“京城大碗茶青年茶社”为名集体所有制的公司。

    但这个在日后声名赫赫的“大碗茶集团公司”的创始人，此时做出的这一选择，不但为外人不理解。甚至这在他的女儿看来，也实在是一件丢人的事。

    她不但从此不再去前门大街，甚至最怕听到别人询问自己的父亲。

    因为外人知道后一说就是，“你爸一个正式的国家干部，怎么傻到扔了‘铁饭碗’，卖上大碗茶了？做买卖多丢人呀，干点什么不好？”

    同样还是这个夏天，家住美术馆南，王府井西，“翠花胡同”里的郭培基和刘桂仙，正为了自己两个上山下乡返城的儿子发愁。

    他们这对老夫妻都是做饭的，没什么门路。除了在街道办事处挂号排队，根本找不着办法解决儿子的问题。一个月靠俩人工资养活五个孩子日子也着实困难。

    这种处境让老两口睡不着觉了。他们思来想去，俩人都觉得儿子工作最好的办法就是开餐馆。

    这样他们就去工商局提出要开饭馆来了，可此时国家在批转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文件中，虽然首次提出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但只允许向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的个体劳动者发放营业执照。饭馆可都是国营集体的，要想开餐馆、干个体，那可是件新鲜事儿。

    所以哪怕刘桂仙跑了无数次，每天去工商局得谁跟谁磨。可仍然只得到一句回复，“你先回去吧，你的事我们得再讨论讨论。这事儿，目前还很难办！”

    这种结果不奇怪，毕竟什么事都要个过程，并不能一蹴而就。

    在这一年，京城第一家个体餐馆的申请人，注定只有落寞的收获。他们必须还得继续坚持下去，继续锲而不舍的努力，才能赢得命运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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