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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快事情就变味儿了。

    因为每日清晨都要去护城河边吊嗓子，她很难再把家中的早餐安排好了，公婆对此看不惯。

    她的丈夫也对她戏总是散得太晚怨声连连，很不情愿骑自行车把她驮回家去。

    婆家上下甚至受不了她在家听戏剧磁带，说反反复复听了头疼，那简直到了人见人厌，处处喊打的地步。

    最不可调和的，是她和婆家终因为要孩子的事儿产生了矛盾。她是希望能缓两年再说，但婆家自然希望早要。

    于是家里“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思想，成了对她宣传教育的主题。

    但更糟糕的是这种情况随着她越受观众，越红得发紫，就越严重。

    渐渐的，旁人以她为主的交际方式又刺激到了丈夫大男子主义的自尊心。

    为此，丈夫几乎连后台都不愿意进去了，更不愿意跟梨园界的人打交道，满是一种既自卑又自傲的复杂心理。

    再往后，哪怕就连她自己为了戏曲和旁人的正常接触，丈夫也要开始反对了。即使她有合理的理由，再耐心解释，反复说明也没有用。

    丈夫只是不讲理的要求除了上下班的时间，她不许外出，要是做不到，就是有问题。

    让感情彻底岌岌可危的状况出现在1980年9月份之后，大约正是因为婚姻法的更改，允许“感情破裂离婚”这一条。丈夫才会彻底陷入天天担心她会变心的梦魇当中。

    于是一次激烈言语交锋下，他第一次动手打了她。从此，吵架动手简直变成了惯例。

    而她心如死灰，也就真的有了分手的念头。

    只不过，婆家是不肯放过她的。公婆威胁要找剧团领导告状，丈夫宣称要去找杂志社揭露她“忽视家庭”、“忘恩负义”的嘴脸。这让她始终有所顾忌，不敢真的走出最后的一步。

    时至今日，反倒是老苏含冤被打一事，才让她彻底下定了离婚的决心。她心知再这样拖下去，被毁的不仅仅是她自己，恐怕还会连累到许多无辜的人。

    可就是这个时候，公婆又可怜兮兮地向她表示，只要能不追究儿子伤人的责任，就允许他们离婚。

    想想几年来生活在一起的情分，她也真的做不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就这么眼瞅着同床共枕的丈夫坐牢。眼看着白发苍苍的公婆低声下气地哀求不止。

    她又能怎么办？她又该怎么办？

    这就是做人的难啊。永远让你进退失守，左右为难。

    而且这种情况还不仅发生她一个人的身上，十年里，整个社会、整个国家与之类似的情况太多了。

    牵涉其中的每个人，又有谁不是无辜的？又有谁是应该承受这一切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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