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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条主要是行业领导认为国外市场一般要求大路货，不太懂行，对精品要的不多。

    那么为了争取创汇，就过度的要求数量，而不重视质量。

    收购公司在加工定货、收购上又缺乏计划，需要时急催完成任务。

    稍有积压，则又马上停止收购，订货成本扣的很紧。

    而生产方的领导，他们机械地按其他工业生产办法，估出成本，限制工数。

    就连分配制度上十分不合理。

    没有实行优货优价，按劳动价值给报酬。

    反倒是从效益出发，单纯按工件数量算计。

    这就导致老技术工人待遇比年青工人高不了多少，甚至还很吃亏。

    像有的老师傅责任心重，干活注重质量，可费了工，也不给增加工缴费。

    而糊弄事的年青生产者反而受益，他们考虑的是如何不超过工数。

    一般不再加工细作，精益求精，只要能符合大致标准，交上活就行。

    自然而然，导致的结果就是整体市场上缺乏精品，大部分产品都是谈不上“出彩儿”，相对平庸的“行活”。

    像洪衍武就曾在王府井的工艺美术服务部买过一些看着不错的小摆件拿回去给母亲看，也买过几个翡翠镯子，打算送给家里的女眷。

    价格虽然不菲，每件几乎都赶上田黄大料的钱了，但他却被坑了，母亲给予的评价实在不高。

    王蕴琳只说料还凑合，但题材死板，工也差得远。远不如以前的东西。

    这就是买到“行活”了。

    三，由于工艺品出口体制和收购机制的垄断性，生产方在产品定价上长期处于弱势，企业收入很低，

    但销售方因为控制定价权，却利润丰厚。两者之间矛盾日异严重。

    我们不妨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据调查资料显示，京城工艺美术工厂1972    年生产的《神鹿宝车樽》，厂方定价11    000    元。

    但外贸收购只开价6    000    元，后多次洽谈勉强谈到8    000    元。

    后来价格还没议定，产品就送至花城出口产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现场实售27    000    元。

    收购方这才愿意开收购单，以8000元收购。

    所以实际上，像这种讨价还价互相扯皮现象非常严重。

    这就造成厂家对同一件高档产品不得不定出两个价格标准。

    但即便这样，企业连最低价格也达不到，怎么能不挫伤生产积极性？

    如1973    年春季广交会有一对镂空百宝玉瓶，厂家按成本加适当利润定价每对3000元，而外贸只肯给2000元，造成新开发的产品“即开即赔”。

    可反过来还是这对玉瓶，外贸在交易会上标价就成了每对8000元。利润竟高达收购成本三倍。

    当然，“友谊商店”里的东西也很贵。

    像珠宝馆里，翡翠项坠怎么也得在一千外汇券以上，翡翠手镯就要一千五以上。大点的玉雕和摆件过万的也很普通。

    品质高的真正精品，甚至能标价几十万至上百万的。

    这是因为翡翠和玉石的原料品级和工艺水准难以明确界定。并不像印石那样可以用克的单位价值来明白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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