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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见人群聚焦的饭馆开票柜台那儿，居然是邻居边家的二儿子边建功和瑞宾楼的人干嘴仗呢。

    “……废什么话你？一碗啤酒搭一个菜，你要买就买，不买你走人，瞎叫什么劲啊你”。

    饭馆的服务员已经显得极不耐烦了。

    但边建功却横眉立目非要据理力争。

    “嘿，凭什么啊。报纸上可登了，说不许这样干，你们怎么还这样啊？”

    “报纸登了你找报社买去，我们这儿就这样。”

    “你说的到轻巧。一碗散啤多少钱？一个菜多少钱？你们这么搭着卖，谁喝得起啊？”

    “喝不起你甭喝啊，自来水便宜，‘撅尾巴管儿’去啊。啤酒供给不足，这又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别没事找事儿好不好？”

    “你怎么这态度啊？你再跟我这么说话，我可告你去。”

    “告我？行啊，找我们头而去，他就后头呢。快去。快去……”

    这么一听，也是巧了，边建功居然是跟头些日子院儿里的罗师傅一样，也是为了买散啤的事儿急眼了。

    但区别在于，罗师傅气的是饭馆私自涨价，多加了两分钱。

    到了边建功这会儿，情况显然更恶劣了。

    看这意思，因为紧缺，饭馆已经不单卖啤酒了。

    顾客想喝，必须得得搭售一个菜才行。

    不过话说回来了，饭馆这边也有饭馆的苦衷，负责开票的这位也有人家的无奈。

    因为这就是市场供需不匹配导致的矛盾，商品价格又不敢一下子放开的必然结果。

    谁也没辙。

    要说起啤酒这东西啊，其实老京城人并不是一开始就待见它的，对这玩意有一个相当长的适应过程。

    像建国后，除了少数家境优越的人，京城的普通市民对啤酒的味道是很抗拒的。

    大多数人不仅品不出它的香味儿和杀口劲来，还讽称其为“汤药”、“马尿”。

    后来到了六十年代初，因为散啤价钱便宜啊，比汽水冰棍都解渴。

    才使得人们因为囊中羞涩勉强自己改变口味，从不接受到逐渐接受。

    结果适应了就一发不可收拾，因为从本质上说，散啤还是一种瘾品。

    于是七十年代成了“散啤”消费增长的黄金时代。

    就这样，京城的人们开始爱上了它，然后就变成了趋之若鹜的“追捧”。

    只是虽然喝得人越来越多了，啤酒的产量却没能随之增长。

    很快，人们就发现市面上“散啤”变得越来越不好买了。

    价格也从两毛一升，两毛六一升，四毛一升，一直涨到了现在的五毛六。

    到了今年的夏天，京城几乎所有老少爷们都已经把打一暖壶“散啤”，当成消夏必不可少的享受了。

    偏偏此时的京城却还是只有两家设备陈旧的老啤酒厂。

    一家是民族资本“双合盛”改的“五星啤酒厂”。

    一家就是过去小鬼子“麦酒株式会社”改的“京城啤酒厂”。

    这两家啤酒厂哪怕开足最大马力，一个月也只能生产不到三千吨啤酒。

    如果按照当时京城四百余万人口计算，每人每月还分不到一瓶。

    可就是这么一点也不能全部投放到市场上去。

    因为大部分生产出来的啤酒都卖给了协作单位，没有进入市场。

    还有一部分是专门供应特殊商业系统、大宾馆和政府招待所的。

    实际上普通消费者能买到的啤酒每月不足百吨。

    这一百吨绝大部分还都是散装啤酒。

    想想看吧，这口子有多大。

    按三千吨算，每月一个人论不到一瓶。

    一百吨就更甭说了，连一酒盅都到不了。

    所以这一年也就成了京城有史以来，啤酒供应最紧张的一年。

    那么本来就供应趋紧的夏季，当然是这一年供需矛盾爆发，到达极致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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